顺天应时:二十四节气的文化精神与科学精神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勃 时间:2019-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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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将回归年划分为24个段落并分别予以命名的一种时间制度,也是围绕这一时间制度形成的观念体系和实践系统。它传承久远,播布广泛,内涵丰富,顺天应时是其文化精神。

所谓顺天应时,就是人要尊重生命节奏,遵循自然规律,根据自然界的变化、时间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循时而动,以合时宜,并充分利用自然之物,实现自身之圆满。《黄帝内经》云:“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谚语“种地不看天,瞎了莫埋怨”“种地不及时,囤里缺粮食”等所反映的,都是对于顺天应时的深刻认知。

顺天应时形成的实践和思想基础

顺天应时是二十四节气的文化精神,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行事准则。这一行事准则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实践基础和思想基础。

首先是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自然结果。四季的循环往复、周期流转原本是一种自然现象,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人们发现了时间运行的周期性和变化的有序性,发现了时间推迁与寒来暑往、风霜雨雪以及动植物蛰伏振起、生死荣枯之间的关系,并深刻地意识到,只有根据时间的有序变化采取相应的行动,才更有如愿以偿、获得好结果的可能性。

其次,与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想密切相关。关于什么是天人合一,不同学者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但天人合一大致应该包括天人一体、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等内容。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强调天地自然有其运行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将人与自然定位在一种积极的和谐共生的关系中,既强调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又强调合理利用自然,“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使大自然造福于人类。

再次,这与中国人的关联宇宙观密切相关。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宇宙观是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关联宇宙观。时间的变化也是阴阳互相作用的结果,先秦文献《管子》就已提出:“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宇宙的理想状态是阴阳调和。人生在天地之间,要循时而动,顺应阴阳变化,并促成阴阳调和。

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有机整体的宇宙观,中国古代思想家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进一步理论化,将天象、物候、人事统一组织到一个井然严密的时间秩序之中。《礼记?月令》对此有十分明晰的揭示。每个月的月令大致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当月的时间属性,如“孟春之月”的时间属性是:“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其二,当月的气候与物候,如孟春之月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其三,当月天子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等。其四,当月的节气日及围绕节气日展开的礼仪活动。其五,当月其他重要的礼仪活动。其六,当月应行之政。其七,当月禁行之政。其八,不按时令行事的恶果。从中可以看出,顺天应时的行事准则始终贯穿其中。一方面,人的一切活动都要以时间的特性为根本遵循,并与时间的特性保持高度的一致。比如孟春之月位在东方,其色为青,天子就要居于青阳左个,“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孟春之月是“天地和同,草木萌动”、万物生长之时,所以此时就不许用母畜作祭品,不许砍伐树木,不许捣毁鸟巢,杀害幼虫、已怀胎的母畜、刚出生的小兽、正学飞的小鸟,不许捕捉小兽和掏取鸟卵,也不可发动战争。另一方面,人类符合时宜的活动也能对时间的顺利转化起到积极作用,从而有利于万物生长、天人和谐。正如《白虎通义》在解释为什么冬至日要“休兵不举事,闭关商旅不行”所说的:“此日阳气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静,不复行役,扶助微气,成万物也。”

对于中国人而言,时间不仅是人事活动的维度,更是人事活动成败的决定性力量,而那些标志时间转化的具有节点意义的时间,具有重要价值。二十四节气是对时间的具体切分,其更替和周期性复现,就是时间的推迁和流转,其中标志节气变化的节气日则是时间推迁和流转的标志性时间,是重要的阴阳转化节点。

顺天应时作为二十四节气的文化精神,在实践层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日常生活,都根据节气的特性行当行之事,不行不当行之事,节气由此成为农业生产的指南针和日常生活的方向标。所以,“惊蛰春雷响,农夫闲转忙”“清明高粱接种谷,谷雨棉花再种薯”,农业生产必不误农时,根据农作物的生命节律而适时播种管理收割。人也要循时调整生活起居,行宜避忌,正如“立秋洗肚子,不长痱子拉肚子”“白露身不露,秋后少游水”等谚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格外注重养生,而根本的养生之道或养生之道的精髓就是顺应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与天地阴阳保持协调平衡,使人体内外环境和谐统一。

其二,格外重视节气日的时间节点意义和人事活动,官方往往在节气日颁布政令,举行多种礼仪活动,如冬至日祭天、夏至日祀地、春分日朝日、秋分日夕月、霜降日祭旗、四立日(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迎气等,民间也将许多常日没有的活动集中于节气日举行。由此,节气日往往发展成为具有全国性或地方性的重要节日。

因地制宜是顺天应时的具体体现

气候、水文、地形、地貌、物产的不同,使得人们必须结合地域特征决定生产生活的节奏与内容,“顺天应时”里的“天”和“时”首先是客观的同时又是具体的自然界,生活在特定地方的人们所顺之天、所应之时,都必然首先是指这一个地方的天和时,因此,因地制宜是顺天应时的必然要求,只有“因地制宜”地“顺天应时”才是真正的“顺天应时”;因地制宜也是顺天应时的具体体现,只有充分考虑自然地理条件的地方性,二十四节气才能真正发挥指导农业生产、安排日常生活的作用。事实上,不同地方的中国人正是在二十四节气这一时间制度的框架下,因地制宜,生产出符合本地特点、具有本地特色、发挥本地优势的节气文化。

我国各地都有节气谚语,但不同地方的节气谚语总是包含着不同的内容,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性。如华东、华中、华南、四川及云贵高原都有谚语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河北、山西、陕西一带则说“清明断雪不断雪,谷雨断霜不断霜”,揭示了不同地方不同的气候状况。“春分早,谷雨迟,清明种棉正当时”与“清明种棉早,小满种棉迟,谷雨立夏正当时”,所反映的正是不同地方种植棉花的适宜时机。

再比如同一节气日,在不同的地方的重要性不同,不同地方也往往形成不同的习俗。以谷雨日为例,这个节气日在很多地方并不重要,也没有多少习俗活动,但在山东荣城就不同,当地有谚语云“谷雨时节,百鱼上岸”。谷雨一到,休整了一冬天的渔民开始整网出海。为了祈求平安和丰收,他们就在谷雨日举行隆重而盛大的仪式,虔诚地向海神献祭,由此谷雨日成为当地十分重要的节日。再比如,位于我国台湾宜兰县大元山山麓上的香格里拉休闲农场,被誉为“台湾休闲农场鼻祖”,十分注重二十四节气,尤其是惊蛰日、芒种日、白露日和冬至日,将其视为最重要的四个时间转换节点。农场工作人员将这几个节气日与农场的生产、生活相结合,写作了散文,并书写装裱,每到这四个节气日来临时,就更换上该节气的散文,同样是富有地方特色的节气文化。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哲学命题,在如何对待自然与自己以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方面,中国人给出了“顺天应时”的解答。人们在二十四节气交接更替的过程中贯彻顺天应时的观念,形成丰富生动的社会实践,为全人类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及其传承研究”(15BZW18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

二十四节气与古代科学精神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晓峰

2016年11月,二十四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正式的文本叙述是“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太阳,是理解二十四节气最重要的关键词。围绕太阳,古代中国人有很多绮美瑰丽的想象,创造出许许多多太阳神话。人们想象太阳每天从东方一棵叫扶桑的大树上升起,乘坐着六条螭龙牵引的神车行于天空,并在傍晚从西方玄圃落下。传说太阳是大神帝俊高辛氏与羲和氏共同生的孩子。当太阳沉落于西方,日母羲和氏会在咸池为落下的太阳沐浴。和人们想象月亮里生活着蟾蜍与玉兔一样,他们想象太阳里生活着三足乌和九尾神狐。他们想象太阳有十个兄弟。日照太足缺少雨水,他们想象是因为太阳没有依照秩序一个升起一个落下,而是十个太阳同时升起。当种下的庄稼都被烤焦了,草木也都没法生长了,伟大的英雄后羿就站了出来射落了九个太阳,世界才恢复了正常的秩序。除了这些凭借想象创造的故事,中国古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在不断地观察太阳,总结出有关太阳的知识规律。

二十四节气是建立在对太阳进行科学观测的基础之上的,它是中国古代科学精神的代表。

二十四节气不是凭空悬想产生的,而是人们经过长期对于大自然的一年又一年的变化进行观测,在积累了丰富资料的基础上最后产生的。而对大自然的一年变化进行观测的核心点,正是太阳的变化。所谓“日月之行,四时皆有常法”,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来掌握它?有一个成语叫“立竿见影”,是中国古代人对于太阳长期观察的历史传统中最根本的一个方法,是对一周年太阳影子周期性变化的认识。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在所有天文仪器中,最古老的是一种构造简单、直立在地上的杆子……这杆子白天可以用来测太阳的影长,以定冬夏二至,夜晚可用来测恒星的上中天,以观测恒星年的周期”。中国古人发明以圭表测日的方法很早。在距今4000年前的陶寺遗址中,考古学者发现了带有刻度的圭尺,这一实物的发现,证明我们先民很早就掌握了圭表测日的方法。测量太阳的杆子,古代称为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版叫做圭。太阳照表之时,圭上会有表影,根据表影的方向和长度,就能读出时间。学会观测日影,并掌握一年冬至与夏至的变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意义巨大。

依照张杰教授的研究,天圆地方观念的形成也与以圭表测日有关。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有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等很多种。其中以盖天说影响最广。《吕氏春秋?有始》记载云:“极星与天俱游,而天极不移。冬至日行远道,周行四极,命曰玄明。夏至日行近道,乃参于上。当枢之下无昼夜。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晋书?天文志》说得更为形象:“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盘,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聩,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万里。北极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万里,外衡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天地隆高相从,日去地恒八万里。”古人不仅视天是隆起的,大地也是中间隆起的,并且视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张杰认为,依据《周礼》《周髀算经》《淮南子》等文献的记载,古人观察夏至冬至的晷影与观测时画在地上的圆周的四个交点形成一个矩形。

通过持续地观测一年复一年日影的变化,古人发现了日影最短的夏至日和日影最长的冬至日这两个极点,并准确掌握了一年日影变化的周期性。陶寺遗址的发现意味着孔子所称讲的“用夏之时”并不是假托古人,更可能的是历史上夏代人确实非常早就已经掌握了冬至、夏至太阳的变化规律。秦汉时期彻底建构成型的二十四节气,依托的是对太阳长期科学的观测。它是中国古代科学精神的结晶。

二十四节气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转换规律的正确认识和理解。

依据文献的记载,中国古代很早就设有专门负责观测太阳和大自然时间变化的专职人员,这就是羲和氏。《世本?作篇》说“羲和作占日”,宋衷注:“占其型度所至也。”张澍按:“占日者,占日之晷景长短也。”懂得观测太阳影子的长短变化,是中国古代时间文化发展中一个巨大的进步。检点中国古代文献,羲和氏一族始终与观测太阳关系密切。《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孔传曰:“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故尧命之,使敬顺昊天。”《艺文类聚》卷五引《尸子》曰:“造历数者,羲和子也。”《前汉纪?前汉孝宣皇帝纪卷第十八》载:“古有羲和之官以承四时之节,以敬授民事。” 汇合这些零散存于典籍中的史料可知,羲和氏一族为重黎后人,是古代掌管时间、负责观测太阳和掌握四季变化的官员。羲和氏一族因能够计算天象成为专业观测人士,因此也会因天象变化而获罪。《尚书?胤征》即记胤侯因“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而被“帅众征伐之”的故事。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经过对太阳的长期观测,古人认识到寒暑变化与日影变化不仅是一致的,而且这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利用立竿见影的原理,中国古人慢慢认识到太阳的周年变化。他们逐渐掌握了冬至、夏至和春分、秋分(两分两至)这四个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正因如此,在甲骨文中和时间相关的字,大都带有“日”字。在《尚书?尧典》中把春分叫日中,秋分叫宵中,夏至叫日永,冬至叫日短。古人依靠对太阳的科学观测一点点积累,最后形成完美的二十四节气这一体系化的时间知识。

二十四节气建立在对太阳进行科学观测的基础上,还吸纳了月象知识,最终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这一套符合大自然一年周期变化规律的时间文化体系。

二十四节气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它参与建构了中国人的时间生活。

《易》云:“变通莫大乎四时。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 中国古人认识到大自然的变化是有秩序有规律的,人的行为必须“应天顺时”,必须顺应自然规律的变化,整个人类社会也应该遵守必要的秩序。“观象授时”的时间文化体系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根基,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人的物质生产与人文关怀。

《周易》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就是包括对太阳的观测在内的有关季节、时令变化之学。有了“天文之学”,人们可以“逆知未来”,能够主动地掌握一年四季气象变化的大趋势,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农耕生产的发展。而在“天文”与“人文”相互关联之上,中国古人发挥自己的想象,构筑了一个由客观的观察和主观的想象结合的知识体系,最终形成代表中国古代文化根本特征的天人之学。作为一种思维的原则,大自然的寒来暑往与我们的生命之间构成了深刻的互动关系。如 《黄帝内经》所云:“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正如董仲舒《春秋繁露》所云是“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套时空知识在古代地位至高,在《礼记》中甚至被称为“令”——人必须遵循的时间法则。审观整个中国古代时间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包括二十四节气在内的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建构了中国古代人的时间生活。整幅星汉灿烂的古代思想与文化的巨幅画卷,展开的背景正是包括太阳观测在内的中国古人对于大自然时间变化观测、认识而形成的时空观念体系。

二十四节气是根基于中国古代科学精神,对于一年春夏秋冬的时间之流做出的更为细致科学的划分。从二十四节气的形成和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如何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内涵的科学精神的优秀代表,是华夏古代文明智慧最伟大的结晶,直到今天依旧拥有极大的实用性。二十四节气参与建构了中国人的时间生活,对中国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审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我们祖先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二十四节气的历史功用与当代价值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加华

作为“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二十四节气在我国具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其最早起源于黄河流域,是人们长期对天文、气象、物候等进行观察、探索并总结的结果,是我国古代先民所独创的一项优秀文化遗产。至迟到西周时期,人们即已测定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最初的四个节气。此后,随着人们测量技术的日益提高及对自然规律认识的进一步加强,到战国时期,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基本形成,到秦汉时期更是臻于完善而形成为今天完整的二十四节气系统。

二十四节气在传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二十四节气是传统农耕文化的产物,其产生、发展与传播适应了农耕时代的经济生产方式与社会生活需求,并在传统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二十四节气是传统时期农业生产活动的基本时间指针,这也是二十四节气在传统时代最基本的功能与价值。农业生产作为一项人类依据自然节律与农作物生长规律而开展的经济生产活动,其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即在于把握农时,所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下》)。而把握农时,也就是让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具体如耕地、播种、灌溉、施肥、收获等,在遵循自然节律的基础上,依次按相应的时间点展开。二十四节气,据太阳周年回归运动而来,能比较准确地反映气候的冷暖变化、降水多寡等情况,故古代先民就以其作为把握不同农事时间点的基本依据,正所谓“种田无定例,全靠看节气”。而在长期的生产发展与历史积累中,这些与节气相关的农时知识又被总结为简洁明了的农谚并被代代相传,如在华北地区广泛流传的小麦种植农谚“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事实上,在所有农谚中,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农时农谚所占的比重也最大。

其次,二十四节气亦是传统时代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重要时间节点。之所以如此,是由传统时代“以农为本”的时间生活特点所决定的。一年之中,受自然节律的影响,农业生产活动从种植到收获也会表现出一定的节律性特征,即农事节律。与此相适应,乡村社会生活也会表现出一定的节奏性,从年初到年末,各种活动各有其时。农业生产活动有涨有落,于是乡村社会生活诸活动也必然会随之起起落落,一年四季各有其时,各种活动也就会巧妙配合而又有序地分布于时间与空间之中。而作为农事活动的基本时间指针,二十四节气也由此成为了民众年度时间生活的重要节点与时间坐标,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时间指针。这一点,在传统的月令性时间体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月令,即根据年度自然节律变化的行事记录,曾经是中国社会早期各阶层需遵守的律令。通常,提及各月活动时,总会先说到节气,然后是对应之农事活动,再然后是其他各项活动,从《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四民月令》等,一直到明末清初的《补农书》,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正因为此,自古至今一直都有人主张以节气历法系统取代传统中国社会所盛行的阴阳合历历法系统,如宋代着名博物学家沈括所制定的十二气历。

再次,对古代先民来说,二十四节气又不仅仅是一种时间制度,而是有着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内涵,是他们多彩生活的重要体现与组成部分。在早期观象授时时代,农事周期就是庆典周期,节气也就是节日。虽然此后由于阴阳合历历法制度的逐步完善与推广,节气与节日发生了分离,但许多节气仍旧被作为节日保留了下来。比如“四立”,也就是立春、立夏、立秋与立冬,历史上一直都是比较重要的节日。每逢节气之时,帝王都会率文武群臣分别到都城的东、南、西、北门郊外举行隆重的迎春、迎夏、迎秋、迎冬典礼。再比如冬至、夏至、清明,到今天仍旧是重要的传统节日,尤其是清明,更是与春节、端午、中秋并称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除作为节日的节气外,事实上,从全国范围来说,几乎每个节气也都有自己丰富多彩的节气习俗活动。这些活动,可大体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奉祀神灵,以应天时;崇宗敬祖,维护亲情;除凶祛恶,以求平安;休闲娱乐,放松心情。此外,几乎每个节气也都有自己特殊的饮食习俗,比较着名的如冬至饺子夏至面、立春咬春与尝春等。遵循传统“天人合一,顺应四时”的理念,以二十四节气为中心,还形成了丰富的养生习俗,如立春补肝、立夏补水、立秋滋阴、立冬补阴等。与此同时,围绕二十四节气,亦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故事传说以及诗词歌赋等,集中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情感与精神寄托。总之,围绕着二十四节气,形成了众多的信仰、禁忌、仪式、礼仪、娱乐、饮食、养生、传说、故事等习俗活动。因此,对古代先民来说,二十四节气绝不仅仅是一种时间制度,更是一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活与民俗系统。二十四节气之所以能在民众日常社会生活中日益流行与普及开来,与此有直接关系。

二十四节气具有丰富的当代价值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我们现在的生产体系与社会生活已发生了极大变化。随着大棚种植、无土栽培等现代农业种植技术的运用,反季节农业生产日益流行,而气象预报等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也使人们对自然律动的把握日益精确。在此背景下,二十四节气作为农业生产基本时间指针的作用日益减弱。另外,随着现代工业生产的发展以及日历、钟表的推广与流行,二十四节气作为民众日常生活时间节点的作用亦已基本不存。也就是说,今天,二十四节气正在日益失去其所生存、发展的传统土壤,随之附着其上的价值与功用也在日益丧失。那么,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二十四节气是否仍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呢?答案显而易见。大体言之,笔者认为,二十四节气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时间知识体系并富含多彩活动的习俗传统,二十四节气承载着深厚的精神文化内涵,如尊重自然、顺应天时、崇宗敬祖、孝老敬亲、睦邻友群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与载体,二十四节气理应得到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其在当下社会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其次,二十四节气能比较准确地反映自然的律动与节奏,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一点,对当下的人们来说,尤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随着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日益推进,我们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局限于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之中,生活节律越来越遵从于机器运转的节奏,时间正在变得日益均质化,与自然的关系日渐疏离,于是,我们开始日益漠视甚至忽视自然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在今天国家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背景下,重新认识并深刻挖崛二十四节气背后所体现的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其必要性与现实性。正如刘魁立所说:“现代人生活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漠视自然已经太久了,而要了解自然,二十四节气作为一个时间尺度是必不可少的。”

再次,二十四节气不单单是一种时间体系,更是一种充满丰富内涵的生活传统,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有滋有味的“过日子”。今天,虽然二十四节气用于指导农业生产、规范民众时间生活节奏的作用正在日益降低与消失,但不论时代如何变化,“过日子”的逻辑却永不会变化。事实上,在二十四节气的产生、发展与历史流变过程中,其内涵一直在因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与发展。因此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再创造”,即淡化其对农业生产的指导作用,强调其与民众社会生活的关系面向,让其充分介入现代民众的社会生活,充分发挥二十四节气在民众日常交往、休闲娱乐、饮食养生等方面的功用与价值,让“日子”继续有滋有味地进行下去。?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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